2019年第二季度政法机关舆情应对能力摘星榜
更新时间:2019-07-10

  2019年第二季度的网络舆论场,有两条主线已经明显:一是伴随中美贸易战持续而日益激烈的舆论战,一是在各领域深入推进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舆论场的重大议题基本上围绕着这两条主线展开。同时,突发舆情发酵迅猛,考验政法机关的快速反应能力;恶性伤害案件频发,需加强舆论引导工作抚慰恐慌情绪。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选取个典型案例,依据舆情应对能力模型进行评估,从时、度、效三方面点评涉事部门的舆情处置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形成

  这一季度,中美贸易战持续,并扩散至科技、舆论领域,美国宣布加征关税、煽动盟友“围剿”华为、在国际兜售“”等,意图拖延和遏制中国发展,中国必须作出回应。在国家行动层面,有关部门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和研究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用法律手段作出有力反击;在舆论层面也开始采取反制手段,主流媒体发挥舆论战主力,一边明确表态“愿谈则谈、要打便打”,一边用舆论分化策略强调“美国企业不支持打贸易战”“美国人民是贸易战最终受害者”。双方你来我往,交锋激烈。此前中美两国主播隔空辩论,史上当属首次,也是例证。当下,主流舆论应当将部分视角转向研究美国舆论战的策略和方法,着力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

  5月底至6月上旬,第三轮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工作全面启动,扫黑除恶成为当前阶段政法工作的整体态势。在中央督导的有力推动下,扫黑除恶在各领域深入推进,成果不断更新,大批的典型案例以及“保护伞”案件被通报。近期,备受关注的云南孙小果案、湖南邓世平案、湖北严金案等陈年旧案,正是由于扫黑除恶的空前力度,才得以重见天日并迎来转机,令舆论对扫黑除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更深刻认知。但从舆论反馈来看,与犯罪分子穷凶极恶的暴行所带来的冲击相比,政法机关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影响更为负面,此外宣传不当和争议执法等负面问题也不断被曝光,各地扫黑部门需增强责任意识,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涉黑涉恶案件和网络舆情。

  这一阶段,网络舆情发酵速度越来越快,舆情热度从初始到高热用时越来越短,对舆情回应速度及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极其考验基层政法机关的反应水平和执法智慧。如网传贵州幼童遭性侵、男子深夜当街殴打女性等案件,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发酵成全网关注的舆情海啸。政法单位在网络舆情的发现、响应、回应、处置等各环节,都是实战操作,考验的就是快速反应能力。回顾涉事部门的舆情应对工作,有经验也有教训,比如山东“快递员被投诉后下跪”事件、上海仁济医院医患冲突事件,警方现场出警处置是否规范,还需要看能不能通过事后的舆论检验。

  本季度内,针对女性、儿童等的伤害事件多发,如江西南昌红谷滩女性被陌生男子杀死、上饶小学生被同学家长刺死、南京市一男子杀妻“碎尸”案、湖北鄂州一女性失联多日后遇害等。这类恶性案件影响着舆论对公共安全的感知和评价,南昌红谷滩杀人案还引起了对“无差别杀人”的恐慌。政法机关在依法办理这类案件时,也需要重视对舆论情绪的安抚和疏导,在案情发布、进展通报、社会面治安防控等方面多下功夫,稀释舆论场中的恐慌、偏激等负面情绪。

  4月10日,最高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对备受关注的格林柯尔集团创办人顾雏军案进行再审公开宣判,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以及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已经执行完毕),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等宣告无罪。庭审结束后,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以答记者问的形式,介绍改判的重要意义及主要依据,并表示顾雏军等人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权威媒体和法学专家刊文发声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认为该案再审判决具有标杆性示范作用。据顾雏军代理律师称,顾雏军则“始终坚信自己无罪”,应当会选择继续申诉。

  在全面依法治国、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的背景下,舆论对顾雏军案再审结果高度关注。最高法院在顾雏军案再审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判决“有改有维”,纠正了案件中存在的一些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除了改判结果符合法治精神和社会期待,最高法院还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舆论引导方法,满足了公众知情权、监督权。这些措施包括:庭审前一天发布庭审预报,能够预热案件、调动舆论关注;庭审当天,最高法借助自身的网络媒体、新媒体渠道对案件进行全程图文直播,将案件细节直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在庭审结束后,最高法相关负责人主动对外释法,阐释案件改判的依据和考量,同时在最高法官微公开判决书全文。这些舆论引导措施与主流媒体评论和法学专家解读共同形成引导合力,将案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更大范围内予以释放,最终起到了凝聚舆论共识的作用。

  近年来,中央对产权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对政法机关来讲,不但要在日常工作中,落实中央精神妥善处理涉产权案件、纠纷外,还要对顾雏军、张文中这样的涉产权历史案件进行纠偏,进而引导全社会形成保护产权、尊重产权的共识。因此,在对涉产权案件进行处置时,政法机关要着重考量如何兼顾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之间的统一。具体来说,首先,要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案件进行准确定性,不因舆论关注高而被裹挟。其次,在涉及产权案件纠偏时,要做好议程设置,通过多种渠道对外跟进信息发布工作,不给炒作者留下可乘之机。再次,案件纠偏结束后,积极组织审理人员、权威媒体、知名学者等进行释疑解惑,阐明认定依据和评判理由,回应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6月26日19时许,一则贵州“孤儿院儿童疑被性侵”的微博在网络中疯传,微博称毕节、凯里等地疑似有幼儿园孤儿院被重金贿赂,发生性侵幼儿的事件。微博附带多张触目惊心的图片,旋即引发大量网民参与评论和转发。26日20时13分,官微“@黔东南网警巡查执法”在此微博下回复称,非常重视此事,已经组成专案组开展调查。21时许,《新京报》报道称贵州省公安厅全面介入“疑似性侵幼儿”事件。22点48分,官微“@贵州公安”发通报称,已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核实。27日10时许,“@贵州民政”“@贵州公安”通报称,毕节市和黔东南州两地民政部门紧急全面排查,并未发现网络所述情况。同日13时许,官微“@贵州公安”第三次发布通报称,网传“幼儿被性侵”内容系天津男子赵某编造,照片均为其从网上搜集,赵某已被依法逮捕。6月28日,“@新华视点”发布独家采访,赵某对在网上发布不实消息、图片造成的恶劣影响悔恨不已。

  本次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网络谣言引发的舆情事件,面对舆论关切,贵州多地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齐力介入调查,高效排查核实事件真相,并通过官方微博以及媒体协助联动,廓清事实真相,堪称网络谣言治理的优质范本。该舆情处置最大的亮点就是“快”:一是“回应快”。面对疑似消息,警方发现舆情和回应的速度非常迅速,谣言流传1个小时后,就有当地网警回复留言表示关注,2个小时后警方通过媒体发声,3个小时后贵州省公安厅进行通报,这种回应舆情的速度不可谓不迅速,牢牢把握了“黄金4小时”的回应主动权。二是“处置快”。警方用了不到18个小时就锁定控制了嫌疑人,公布了“网传照片和信息系编造”的重大进展,阻断谣言传播势头,并在抓获嫌疑人当晚就查明公布作案动机,为此次网络舆情“遭遇战”画上句号。

  网络谣言颠倒事非、制造混乱,尤其是信息爆炸时代,谣言一旦产生就会形成病毒式扩散趋势。如果政法机关不迅速应对、公开事实,很容易造成社会极大恐慌,危及社会稳定。面对谣言扩散,政法机关的舆情处置要学会与谣言“赛跑”,争分夺秒还原事实,以雷霆行动快速查证事实,将真相公之于众,将违法者绳之以法,让网络谣言无处遁形。目前,随着网络信息传播的提速,各类网络谣言更是出现源头多、难分辨的特点,需要政法机关以更高效的预警、甄别、核查与应急机制,更加精准有力的打击手段,及时掐断谣言发酵苗头,净化网络空间。

  4月11日,陕西省高院在汉中市中院刑事审判庭公开二审开庭审理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二审法庭当庭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张扣扣的死刑裁定,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张扣扣当庭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报复社会,而是为母报仇。大量网民认为张扣扣杀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希望法院能够从轻发落。据报道,1996年,13岁的张扣扣目睹了母亲被邻居王正军用木棒打死,王正军因未满十八周岁被判刑7年,此事在张扣扣心中埋下“复仇”的种子。2018年除夕当天,张扣扣杀死了王正军及其父亲王自新与哥哥王校军三人。2019年1月8日,汉中市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故意毁损财物罪判处张扣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起没有太多争议的刑事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却因为“案中有案”而备受争议。面对舆论争议,二审法院的舆论引导工作准备充分、有的放矢,通过司法公开向公众传递司法公正的做法也获得主流舆论的认可。一方面,二审信息提前通告,庭审期间官微直播,100余条微博信息运用文字、图片、视频多种形式播报庭审进展,满足公众知情权;另一方面,围绕舆论关注的张扣扣作案时精神状态及精神鉴定等焦点问题,法院官微将庭前会议报告和公诉证据予以公开,起到有效的释疑作用。但经验不足的是,庭审现场视频公开引起了短暂的舆论失焦。如陕西高院官微发布一段张扣扣答问的视频,部分舆论称其“对答简短高亢”,并将之解读为大仇得报后“引刀成一快”的畅意,这与犯罪分子应当认罪悔罪的形象相去甚远,也降低了网民对张扣扣案二审结果的认可度。

  不管是张扣扣杀人案还是张母被殴打致死案,各级法院判决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舆论争议却始终存在。即便张扣扣案审理期间法院加大了舆论引导工作力度,但部分舆论此前形成的张母案“处置不公”、张扣扣“为母复仇”的第一印象无法抵消。这起极端个案从反面切实证明了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和主导权的重要性。公众情绪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法治素养也有不足,容易被刻意炒作和引导带偏,造成社会舆论的冲突与撕裂。政法机关在网络舆情生成与发酵的关键时期,需要第一时间跟进舆情回应和舆论引导工作,借助权威身份占据主动地位,同时抢占信息传播制高点,牢牢把握网络舆论的主导权。此外,司法公开能有效倒逼司法水平提升,但在敏感重大案件进行庭审公开时,也需警惕公开不当带来的风险,特别是舆论关注失焦诱发衍生舆情,消解法律正义和司法判罚的权威性。

  6月11日,一份山东广饶县公安局稻庄派出所发给某快递公司的“撑腰”证明走红网络。证明显示,女快递员聂某因快递少了一个芒果遭到顾客数次投诉被扣工资,遂下跪寻求谅解,张某某报警。民警王海港处警后为聂某开具证明,认为“不必摒弃尊严乞求原谅”,并向快递公司出具“退还快递员被扣工资”等建议,受到舆论赞许。6月12日,舆情出现反转。涉事顾客张某某称投诉“第一次是因芒果少了,第二次是因快递员假冒邮政发包裹”,张某某还称民警言语粗暴、态度强硬,泄露其住址等,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投诉该民警,并要求公开执法视频。对此,王海港回应称,“看快递员辛苦被罚才写信,是按照法律来办事”。而面对记者查看执法视频的请求,涉事警方却予拒绝。6月14日,聂某对媒体否认被“罚款扣工资”,网民对民警一边倒的支持态度有所松动。6月16日,央视《新闻周刊》披露了现场执法视频,广饶县公安局负责任人首度作出回应,肯定了民警做法,舆情很快回落。

  在这起被形容为“一个芒果引发的下跪”事件中,舆情在快递员、投诉人和民警三方涉事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发酵升级,并先后两次出现反转,令公众有应接不暇之感。面对舆情,涉事民警及其所在的公安部门先后两次回应,表现出较好的舆情工作素养。涉事民警通过自媒体,从执法动机、法律依据等角度对自身行为作出解释,对冲了部分质疑之声;广饶县公安局选择央视这一权威媒体公开执法视频,还原执法现场,相关负责人亦表态肯定民警“开证明求得处置效率”的做法,为该事件作出最终结论,也为舆情处置完成了闭环。略显不足的是,民警以“加盖公章”的证明方式为民事纠纷定性、背书的做法被指超越了权力边界,这也是本事件多次反转后警方需要冷静反思之处。

  回看本事件,公众从未怀疑过民警执法为民的良好初衷,但其在处警现场中,一些不够规范和严谨的言论做法还是引发一定争议。从宏观角度看,本案例亦是基层民警在面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处警现场时的工作缩影,涉事民警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其他政法机关在日常执法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基层执法人员需认识到,不论外在条件如何变化,理性、规范、公正执法都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规避网络舆情的根本之道。此外,在具有反转特质的舆情事件中,涉事政法机关需主动承担起舆论引导职责,以依法依规、充分公开方式释放信息、还原真相,以此促进网络舆论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

  6月19日,《新京报》报道称,湖南怀化市新晃县一中操场跑道下发现一具骨骸,疑似16年前该校失踪职工邓世平。随后当地警方证实,该骨骸系根据日前打掉的杜少平涉黑团伙所供述线索找到,时任校长黄炳松等十余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因案件离奇残忍,舆情开始发酵。6月20日,怀化市、新晃县两级警方同时发布通报并介绍初步案情。而据媒体深挖案件细节显示,杜少平在当地涉及大量恶行,该案当年曾不了了之。怀化市、新晃县相关负责人均表示要彻查背后是否存在“保护伞”,官方回应获舆论支持。6月23日,怀化警方经DNA鉴定确定骨骸系邓世平,16年前案件侦办情况随即成为关注焦点。随后,怀化、新晃两级检方提前介入此案。6月29日,怀化警方对外公开征集涉案杜少平团伙犯罪线索。

  这起案件原本是在中央督导工作推动下,新晃县扫黑除恶的一项重要战果,却因案情骇人、离奇而诱发舆情,在事发初期出现不少针对当地警方的质疑声。在此情况下,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三级政法机关在实体处置、舆情应对上多措并行,将舆论从最初的质疑政法机关不作为拉回到对查清案件真相的期待。首先,警方及时查清骨骸真实身份,检方提前介入调查,警方公开征集涉案嫌疑人犯罪线索www.387777.com,这些案件实体层面的关键信息不断释放,让公众看到了警方破案的决心。其次,怀化、新晃两级警方及时对外通报案情,主动设置议程;省、市、县三级领导更是密集表态,彻查、严查的官方态度打消了舆论的疑虑,阻断了舆情恶化的苗头。此外。《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央政法委长安剑”等主流媒体适时发声引导,将舆论场讨论主线引向扫黑除恶必要性上来。

  目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进入深入推进期,一些具有典型性、极端性的个案在极具吸睛效果,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置,很容易动摇公众对法治建设的信心,也会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推进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为此,政法机关在处置此类案件时,要从三个方面做好工作。第一,及时通报案情依法公正处置。扫黑除恶的目的在于要将台前的黑恶势力扫尽,还要将背后暗藏的“保护伞”“关系网”打掉,因此政法机关及时通报案情不隐瞒,依法处置不庇护就成为赢得公众认可的重要环节。第二,相关部门发声表态不可缺少。在这类案件曝光后,公众除了对案情关注外,还特别看重官方的应对态度,如果办案政法机关态度与公众对正义、真相的渴望不符时,舆论容易出现失焦的状况。第三,注意舆情“长尾效应”。从以往情况看,这类案件因为案情复杂,其舆情周期较长,舆论会进行持续追踪。因此办案机关不可松懈,需确保各环节工作能经得起舆论和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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